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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9

(二)依然有很多后发经济体希望走出全球经济的“边缘地带”,但能否实现有很大不确定性

后发经济体实现发展追赶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毫无疑问,当今世界的后发经济体都有迫切的发展意愿,也面临着“后发优势”,如印度等已表现出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但这些后发经济体是否会再次复制日本、韩国乃至中国等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实现“排浪式”的增长,尚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

1开启工业化进程是后发经济体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现的现实选择,但经验表明“追赶窗口”会很有限。

根据前文分析,后发经济体的追赶过程是在二战以后才出现的。后发经济体的追赶过程,基本上都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将国内生产要素禀赋优势与全球需求、先进技术机会等对接匹配,进而实现快速工业化的过程。时至今日,很多后发经济体依然把开启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当作实现经济起飞的关键所在。

但历史经验表明,实现这个过程是困难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会更加困难。一方面,真正能够完成追赶过程并进入良性增长轨道的经济体是“少数派”。全球所有经济体中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十多个,很多国别比较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刘世锦等(2011)指出,“中等收入陷阱落入者,不论是拉美国家还是前苏东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体制、战略和政策上,都存在某些重大缺陷,如拉美国家封闭型的进口替代战略和前苏东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变存在这些缺陷,注定了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不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越是后发的经济体,通过工业化过程能够实现的追赶效果就越有限。Rodrik(2016)通过制造业就业占比、制造业名义增加值占比、制造业实际增加值占比这三个指标,研究了全球42个主要国家在二战后至2010年这一时间段的制造业发展问题,结果显示,自1990年以后达到指标峰值的经济体,其达峰时人均GDP水平大约只是1990年达峰经济体的40%左右。这也就意味着,相比以前的工业化经济体,后发经济体会更快、在更低的收入水平上失业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机遇,也就是经历了“不成熟的工业化”。因此,当我们看待当前后发经济体的发展前景时,没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能够顺利走出全球经济的“边缘地带”。

2数字经济兴起、气候变化谈判等可能会让后发经济体被锁定在低端发展水平。

展望未来,还有一些新的因素有可能会阻碍后发经济体的追赶过程,甚至不排除将这些经济体长期锁定在低端发展水平的可能性。一是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转型挑战。如前所述,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发展应用带来了很多新的产业机会,但这些产业机会的竞争基本在发达经济体和个别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缺少数字化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措施等劣势让后发经济体很难涉足这些领域。对后发经济体而言,更适宜的道路是承接产业转移,但这其中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包容性,但同时传统产业市场空间已经比较有限,“制造业回流”也给这些后发经济体以更大的竞争压力。最终哪种力量会占优势尚难预料。二是气候变化谈判带来的传统增长空间受限的挑战。全球性的气候变化谈判是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启的,在此之前已经完成追赶过程的经济体较少受到这一因素的制约,迫切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基本都是集中在区域内、国家内的。未来将有所不同,尽管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和前景尚有不确定性,但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至少在道义上也为后发经济体延续既有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会带来不利影响。三是网络化时代给寻找和达成发展共识带来的挑战。强烈的社会共识,是后发经济体开启起飞进程的一个重要心理准备。战后的日本和德国是如此,我国在经过艰辛探索后开始改革开放也是如此,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民族复兴的共识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在以更多元化、更透明为重要特征的互联网时代,实现这一点会更加困难,也会更经常地受到扰动。

(三)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起,将推动区域性“产消一体型”经济体持续成长

需求一直是拉动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力量。在推动形成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过程中,需求总量很重要,需求的结构和地域构成也同样重要。中产阶级代表着重大需求,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将朝着更好满足这种需求的方向延展开来。

1新兴中产阶级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全球消费地图布局将更趋平衡。

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起,主要是源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开启或者完成工业化追赶进程。截至目前,全球消费力量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中;发展中经济体还是以满足基本需求为主,在中高端需求方面还相对较少。展望未来,各方普遍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将成为中产阶级兴起的主要贡献者,也引导着全球消费地图布局的重新塑造。比如,根据De Backer和Flaig(2017),预计,到2020年、2030年全球中产阶级的数量将分别达到32亿人和49亿人,其中亚洲地区和国家对增量的贡献率达到85%;当前全球中产阶级的一半都集中在欧美发达经济体中,而到2030年2/3会集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2000年时亚洲地区和国家(除去日本)只占了全球中产阶级消费的10%,而这一比例预计到2040年会上升到40%,长期会进一步上升到60%。

2研发、设计、生产等与消费之间的空间联系将更加紧密,区域性的“产消一体型”经济体将持续成长。

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起,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会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加强了研发、设计、生产等与消费之间的空间联系。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新兴中产阶级还没有被消费习惯锁定,对新产品、新模式的接受度天然地比较高,当然与此同时品牌忠诚度也相对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竞争的关键不再是提供比较成熟的同质化产品,而是要提高需求快速响应能力,提供更具本地特色的产品并借此扩大市场份额、培养品牌忠诚度。这就要求企业需要不断强化与这些消费者的互动,而将研发、设计、生产等布局到与终端消费更接近的地方是自然选择。当然另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即使不如此选择也能比当前更好地做到快速响应,但考虑到本地化知识、“暗默”知识的可移动性很差,本地化布局依然是更优的选择。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现有的区域性“产消一体型”经济体将会进一步成长。这类经济体会同时具备创新驱动、投资驱动、消费驱动的特征,国际竞争力会比较强,其成长也代表着全球经济力量的再平衡。

(四)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将持续存在,长期趋势下中短期波动回潮将反复出现。

近几十年来,伴随着全球化深入推进的过程,反全球化的声音也频繁出现,比如WTO等国际组织门前多次发生的示威活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因此全球化的走势及进程将会产生很大影响。

1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长期趋势基本可以确认,这将有助于推动分工继续深化。

对于实现世界经济总体上的长期增长和繁荣,经济全球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对于这个结论,争议其实是很少的,结果也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其基本逻辑非常简明直接,全球化有助于在更广范围内深化分工,实现各种资源要素的更高效配置,自然也就推动经济实现更好发展。尽管当今世界中各种反对全球化的声音此起彼伏,也有一些国家实施了不少带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措施,但这些现象难以成为主流,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反复。究其根本,这是因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尽管世界经济整体发展更好,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力量的转移和调整,产生了一些“绝对的输家”和相当一部分“相对的输家”。因此,从大方向来看,由于全球化本身具有的巨大积极作用,经济全球化还将深入推进的长期趋势基本可以确认。这将进一步促进全球分工深化,拓展产业链、价值链覆盖广度。

2反全球化声音和行动将反复出现,中短期冲击不容忽视。

反全球化的相关行动,主要是以一种牺牲全球经济长期利益的方式,在短期内维持甚至强化了一些发达经济体的相对经济力量。尽管这不能代表长期主流趋势,但要认识到这种现象的反复出现有其“合理性”。主要的原因包括:一是个别发达经济体已经把反全球化当作解决国内社会矛盾、调整国别经济关系的“行之有效”的常规手段了。二是在一些特殊时期采取的反全球化措施并不会自动被取消。据统计,自2008年以来,在G20国家中出台了1671项贸易限制措施(大部分都是要求本地化的限制措施),而截至2016年10月被取消的仅有408项(De Backer和Flaig,2017)。三是全球化将持续催生“绝对的输家”和“相对的输家”,这种利益调整过程不可避免。四是不能低估人们所持信念的坚定性,即使在我们看来那是错误的信念。很多人的信念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并且会自动过滤掉与自身所持信念不相符合的信息,以强化固有信念。

(五)一些有全局性影响的小概率事件不容忽视

影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因素纷繁复杂,其中一些尽管并不直接,但一旦出现将会产生系统性重要影响。除以上曾提到的如反全球化的问题之外,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给予关注。

1社会变革严重滞后技术变革导致的社会动荡。

相比以往,当前有显著更高比例的人在同时经历新工业革命洗礼,这肯定蕴含着机遇,但也隐藏着系统性风险。从历史经验看,在技术变革和使之成为必需的社会变革之间,通常存在一个明显的时间差。斯诺夫里阿诺斯(2006)曾深刻指出,“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胁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当我们看到新技术革命将带来的种种好处时,不应忽视其对人们既有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的强烈冲击以及对收入分配格局、就业机会等方方面面的潜在巨大影响,而这些最终都会影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重塑。当然,类似的问题在之前的历次工业革命中都曾出现,并最终被较好地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也必然如此,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底将引领人类社会走向何方还有很多争议。一旦多种因素汇聚产生较为广泛的社会动荡,全球化也必将严重受阻,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国别经济的概念就会更加重要。

2工业信息安全重大事故导致的连锁反应。

技术都具有两面性,关键看谁在使用、如何使用。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应用,数据信息存量呈现指数型发展态势,并且相对集中在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平台型企业手中。未来,随着工业互联网的部署应用,工业信息也会呈现出当前消费信息类似的发展趋势,爆发式增长且相对集中地汇集在少数平台型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信息安全保障就极为重要。一旦出现大面积事故如遭遇黑客入侵等,将对制造业发展带来启停效应,显著增大了生产过程的负担,并带来全球性协作力度减弱、保护主义等一系列问题(W o r l d Economic Forum,2017)。不仅是制造业,能源产业也面临类似的严峻挑战。随着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比例中的不断提高,如果能源互联网发展取得明显进展,电网信息安全问题也将非常突出。尽管当前主要国家和企业都把信息安全问题摆在重要地位,但这并不足以保证意外情况不会出现。(来源:第一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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